读书分享 | 中国文化之特殊性与自信力，根源何在？

今日看点

谈及中国文化的符号，每一个中国人或许都能张口说出一系列的文化符号。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？跟西方文化相比，中国文化又有哪些特性？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自信力的根源何在？面对这些问题，我们可能需要思索，才能做出回答。上个世纪40年代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一位思想家，“一社会改造运动者”，用他的思考与劳攘奔走给出了他的答案。

作者简介

梁漱溟（1893—1988），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改造运动者。生于北京，原籍广西桂林。原名焕鼎，字寿铭，又字淑冥，后以淑溟行世。1917年，梁漱溟入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讲师，不久便离开象牙塔而转投到现实的政治实践中。从1920年代的“乡村建设”运动，到抗战中参与组建民盟促进国共团结抗敌，再到为和平建国参与国共和谈，1949年之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他既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，又将他的独特思考落实到政治社会秩序的创构中。

梁漱溟一生用心于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，即人为什么活着？中国往何处去？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。主要著作有《印度哲学概论》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《乡村建设理论》《中国文化要义》《人心与人生》《东方学术概观》等。

图书简介

《中国文化要义》是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，于194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被誉为是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。梁漱溟先生历时九年完成初稿，其中叙述了梁老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，内容涉及各门学问，充满了“问题意识”。

在绪论部分，梁漱溟首先给出了文化的定义。他认为，“文化，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。”文化之本义，应在经济、政治、乃至一切，无所不包。放眼全世界，梁漱溟认为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中国、印度、西洋等三大文化系统（详见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），西洋和印度是“向前看”与“向后看”的文化，中国是“调和折中”的文化。从文化比较上看，梁漱溟强调文化发展中的民族性和特殊性问题，中国文化自成体系，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，具有极强的个性。

结合前人的观点，作者经过研究列举出了中国文化的十四大特征。一、国土面积大，人口多；二、开化甚早，历史悠久；三、种族众多复杂而能同化融合；四、难以找到中国文化特殊性与自信力的根源；五、社会历久不变，文化停滞不前；六、无宗教的社会；七、家族是社会生活的重心；八、古代中国没有沿着科学前进；九、没有形成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观念要求，没有形成法制；十、道德氛围特重；十一、中国政治特殊，不属普通国家类型；十二、自东汉以降，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；十三、孝文化；十四、隐士文化。接着，作者重点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几大特质，将其归结于理性早启、文化早熟的核心问题上，旨在探寻中国文化特殊性与自信力的根源，“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”。

中国文化之特质

1

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

作者认为，英国、美国是个人本位的社会，苏联是趋向为社会本位的社会，中国社会则是伦理本位的社会。中国人一生下来，便建立在与之相关的人的关系之中，无论是父母、兄弟姊妹，还是乡邻朋友、君臣官民。“此种种关系，即是种种伦理”。

“伦理首重家庭”，家庭往往是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关系所在，也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发端。作者认为，相比于西方人，中国人之所以格外注重家庭家族，是因为中国缺乏集团生活。集团生活注重个人与团体的关系，西方国家富于集团生活，团体与个人的地位俨然成为两个实体，格外突出。中国缺乏集团生活，团体与个人的关系“轻松若无物”，家庭关系便自然地凸显出其重要性。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社会里，中华民族血脉相连、同气连枝，根植于血缘关系的家族观念一直是中国人内心最基本、最稳定、最深沉的那一部分。家是国的基础，国是家的延伸，中国人传统安土重迁、落叶归根、家国一体的思想观念便与此息息相关。

在同一时代，费孝通先生也持类似的看法与观点。他用“一捆捆柴”来形容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，用“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”的现象来形容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。差序格局是一个“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”，直接体现在亲属关系、地缘关系等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关系中。

2

中国的职业分途与西方的阶级对立

伦理本位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一面，职业分途则是中国社会的另一面。梁漱溟认为，西方社会是阶级对立的社会，而古代中国社会是不存在阶级的，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。

为何中国没有阶级？作者从经济和政治层面给出了自己的论据。经济上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，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，自耕农、家庭手工业者大量存在，限制了工业进步和商业发展；政治上，古代的科举制给予了各地较为公平的机会，人人皆可通过寒窗苦读进而步入仕途，士与农“期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”，因此中国社会结构分散，上下流通，难以产生对立和剥削的阶级，存在着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个不同的阶层，职业选择有不同，但未有阶级对立。

当然，梁漱溟关于“否认中国社会阶级存在”的观点未必是科学的。他本人也坦言，中国社会未构成阶级，“自是中国社会之特殊性”，而阶级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存在，“则是人类社会之一般性”。两千年间，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形成阶级之趋势，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，又要看到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。

3

以道德代替宗教

中西方社会生活上的分野，绕不开核心的宗教问题。在梁漱溟看来，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。人类的文明都是以宗教为开端，中国早期的图腾崇拜、神明崇拜便是如此。但随后中华文明的发展，其中心便转移到“非宗教的周孔教化”上。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形成，周孔之力最大。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，成为了大中华区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，儒家所提倡的“理性”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。

按照梁漱溟的观点，宗教为信仰之事，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；道德为理性之事，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。自孔子以来，儒家多教人自我反省，信赖人自己的理性。《论语》中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“三人行必有我师；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等皆是此理。孔子之后，又有孟子、王阳明等辈，继承这种理性精神。以安排伦理名分来组织社会，以礼乐揖让来涵养理性，大概便是道德代替宗教、礼俗代替法律之故。

4

理性早启与文化早熟

何为理性？何为理智？作者看来，理性是人类的特征，同时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。人类有心思作用，理性、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，“知”的一面是理智，“情”的一面是理性。相对于理性，理智是低一层次的认知水平，局限于生活生产的方法和手段，而理性则已经“不落于方法和手段”“豁然开朗达于无所为之境地”。

《中国文化要义》认为，西方人注重探求知识，创造了征服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方法，“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”，因此造就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；中国人则追求思想，致力于人的研究，“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”，因此蕴含着普世价值的理性精神能较早地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，理性早启的表现便展露无遗了。

理性早启带来了文化的早熟。作者认为，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，慢慢发展到心的，中国则是径直从心发出来，影响了全局，前者是循序渐进，后者便是早熟。对于早熟的文化，作者持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。肯定的是，文化早熟造就了中国文明之伟大，历史之绵长，个性之强大等；否定的是，由于文化的早熟，没有坚实的技术、物质基础与之相匹配，因而文化呈现出幼稚、衰老、消极等等特征。梁漱溟主张，引进西方的技术和民主制度，借用西洋的“利、力”，促进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。

学生行拜师礼，感受传统文化

诚然，关于借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来发展中国的观点，不少学者认为其仍然是走“中体西用”的老路。因此，我们应辩证地去看待梁漱溟先生的观点。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认识，对于中西方文化的认识与比较，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思考与借鉴的价值。

梁漱溟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，去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中西文化融合的可能及路径。时过境迁，今天我们仍在这条出路上继续探索，探索当代中国之文化返本开新、传承创新的道路，探讨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与宏伟蓝图。 

END

美   编 | 汪晓琳

推荐阅读